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社会体制改革需解决五大问题
2013年12月24日 17:01 来源:学习时报


  党的十八大报告对如何推动社会体制改革,提出了“四个加快”的战略任务和要求,即加快形成党委领导、政府负责、社会协同、公众参与、法治保障的社会管理体制;加快形成政府主导、覆盖城乡、可持续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;加快形成政社分开、权责明确、依法自治的现代社会组织体制;加快形成源头治理、动态管理、应急处置相结合的社会管理机制,旨在全面推动社会的公平和谐发展。笔者以为,我国的社会体制改革,应紧扣“一个中心”,着力解决好“五大现实问题”。

  紧紧围绕一个中心:重塑政社关系

  社会体制改革要从我国已经取得的经济体制改革经验中寻求智慧。改革开放以来的三十多年,我国以处理好“政企关系”为中心,成功推动了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。这主要体现在两方面:一方面,政府不断向企业放权,让企业获得了市场经济发展的主体地位,市场成为资源配置的基础力量;另一方面,围绕国有企业改革,不断推动市场主体多元化发展,为外资企业、合资企业、民营经济等多元竞争主体,创造公平的发展环境,激发了市场活力。正是这两点,使得我国经济连续保持了十多年的两位数增长。据此,社会体制改革也应以重塑政社关系为核心和主线,从民生发展、社会进步、人类幸福的战略高度出发,依法推动传统的“大政府、小社会”向“小政府、大社会”转变,从“强政府、弱社会”向“强政府、强社会”转变,可以说,对政社关系处理的好坏,将决定社会体制改革的成败。

  社会体制改革要解决好“五大现实问题”

  社会体制改革的根本目的,在于为促进人的发展和社会发展提供根本性、基础性的制度保障,实现社会与经济的协调发展。而针对当前我们存在的诸多社会问题来看,我国社会体制改革重点要解决好以下五大现实问题。

  社会建设主体缺失问题。社会建设是一个包括政府、企业、社会组织、公民个人等多元主体的网络互动过程。像企业是市场经济建设主体一样,社会建设也应该有相对明确的主体,但当今,社会建设主要是由政府在操作和实施,真正的社会主体缺位。笔者以为,根据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,社会建设的主体应该是社会组织,政府可以发挥主导作用,但不应该、也无法承担主体角色。近年来,各级政府比较重视社会组织的培育和发展,推行了许多卓有成效的改革,但从实际情况看,大部分资源依然高度集中在政府手中,社会组织发展依然面临着体制、机制、法制、经费、人力等方面的困境,离真正的主体地位还有很大的距离。为此,我国社会体制改革的首要任务,应该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出发,以中国梦为契机,对社会组织发展做出顶层设计和战略规划,从法制、体制、机制、税收、人力等方面设计全方位、配套化的整体改革方案,为社会组织的持续发展创造较为稳定的体制和政策环境,全面解决社会组织面临的发展瓶颈,让社会组织真正成为社会建设的主体力量,全面提升第三部门力量。同时,要大力发展各类自治组织,全面提高社会的自我组织、自我服务、自我管理的能力。

  社会公共服务数量不足、质量不高问题。满足不同群体的生存型公共服务(吃穿住行)和发展型公共服务(教育、医疗、文化、就业、社会保障等)需求,是社会建设的核心内容。众所周知,供给数量短缺、服务质量不高,是当前我国公共服务建设面临的最大问题。伴随着我国步入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,未来人们不但要享有一定数量的基本公共服务,而且对享有更好的教育、更好的医疗、更好的居住条件、清洁的空气、安全的食品等方面提出更高标准、更高质量、多层次的强烈需求。政府要想有效满足这些需求,必须得改革当前以政府为主的公共服务供给模式,重建公私跨界合作的多元化供给模式,推动公共服务规模与质量并行,这也正是社会体制改革必须要解决的核心议题。具体而言,通过社会体制改革,切实推动政府和事业单位转变职能,依法建立健全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公共服务的综合配套制度,让社会组织和社会资本全面参与公共服务生产供给,以满足多层次、多样化的社会服务需求。在此过程中,特别要指出的是,重点要深化与所有民众利益最相关的教育、医疗、就业制度的改革创新,谋求实现公平、效率、质量协同发展。

  社会不够公平和活力不足问题。一个健康、进步、成熟、文明的社会,应该拥有相对公平的发展环境和蓬勃向上的社会活力。根据马克思的观点,人是社会活动的主体和社会关系的承担者,社会发展本质上是人的生存和发展。可见,如何真正做到以人为本,创造公平公正的社会环境,充分调动人们创造、创新的积极性、主动性,实现创造社会价值最大化,是社会建设应该追求的目标之一。但目前,由于体制改革滞后阻碍了社会公平,阶层固化现象日趋严重,尤其是普通百姓的孩子很难依靠自己的努力获得向上流动的机会。一个社会如果缺乏正常的向上流动机制,既损伤社会活力,又威胁社会安全。从这一点来讲,社会体制改革就得依靠制度改革,切实缩小不断拉大的社会差距,优化社会结构,依法保障规则公平、过程公平、机会公平,努力构筑收入差距适度、机会均等化的社会。在此过程中,需要重点关注青年群体,让每个年轻人都能拥有公平、公正的就学、就业和发展机会,这对促发社会活力显得非常重要。

  社会决策与资源配置欠科学问题。与市场经济建设类似,社会建设也需要一套完整的社会政策体系和资源配置体系,做到科学建设和科学发展。当前,在社会建设与管理中,社会重大决策和社会资源配置存在不太科学的问题。在决策方面,对一些涉及普通百姓利益的项目决策上,公众参与不足、调查研究不足,民众缺乏应有的知情权、参与权和监督权,而政府决策过程不透明、不公开,甚至单方面强制实施,甚至还存在朝令夕改的现象,结果往往是酿成不必要的群体性事件或政府信任损失。而在资源配置方面,一方面,资源高度集中在政府手中,资源的社会化配置能力很弱;另一方面,社会资源配置是以行政级别为依据的,而不是以实际常住人口为依据,这种不科学的配置方式,导致了供需不相匹配和资源浪费。从这一点来看,社会体制的改革,一方面要完善社会公共政策的公众参与和调查研究机制,保障决策民主化、科学化、连续化、稳定化;另一方面要改革行政导向的资源配置模式,要按照实际拥有的常住人口规模,实施教育、医疗、文化、安全等社会设施和公共资源的科学配置,从根本上解决一些基层政区(如镇、街道)现有资源配置格局难以胜任常住人口实际管理需求的问题。同时,要努力推动公共资源空间均衡化,减少因资源空间失衡而导致的强烈争夺和社会不公平。

  社会共同核心价值观缺失问题。当今的中国社会,群体利益更加分化,群体行动、群体冲突不断增加;社会不信任扩大化、固化;公民的权利、国家和集体观念发生变化,社会共享价值缺乏,社会共识难以达成。特别是,因为当今是一个价值观念更加多元的社会,民众缺乏一种共建共享的核心价值,这使得社会道德体系失守和缺乏底线,严重影响社会进步。因此,笔者以为,积极探索和重塑社会共享的核心价值,是中国社会体制改革需要高度关注并加以解决的一个议题。具体而言,一要建立健全社会诚信机制(法律机制、惩戒机制),努力构筑诚信政府、诚信媒体、诚信企业和诚信个人,使社会信任回归良性运行。二要建立健全多元化的社会团结机制,降低社会排斥,提升社会包容度,努力创造一种鼓励社会成员正向情绪能量释放的氛围。三要建立健全核心价值的引导、培育和巩固机制。大力弘扬中国五千年的传统文化精髓,鼓励提倡和正向激励那些对社会有利的基本价值观念,引导“富强、民主、文明、和谐,自由、平等、公正、法治,爱国、敬业、诚信、友善”成为全社会成员共同践行的核心价值,为社会长治久安提供坚实的思想文化基础。

(上海市社科规划“党的十八大精神研究”课题组,执笔人:陶希东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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